最後一公裏 - 菜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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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果蔬菜在“最後一公裏”坐地漲價，並不是北京獨有的現象。幾乎每一個不能完全自主供應蔬菜的城市，都存在著類似的情況。治理和打通“最後一公裏”，幾乎成為平抑菜價的關鍵，但它同時也是政府工作的一個難點。“最後一公裏”讓蔬菜漲價，其成因非常復雜。在各種調查結論中，以商務部原部長助理黃海的研究報告較富有啟發性。這份報告分析了蔬菜在“最後一公裏”漲價的三個體制性、政策性原因：一是政府對流通基礎設施的投入嚴重不足，各城市的批發市場大多由社會投入建設，並以營利為目的，導致進場費、攤位費、交易費不斷高企，最終反映在菜價上；二是在城市賣菜的農民生活成本高，社會保障匱乏，為了養家糊口，只能在零售環節對蔬菜加價；三是農產品的增值稅抵扣政策沒有完全落實，讓超市的蔬菜價格始終比農貿市場高。當然，這三點並不能囊括菜價上漲的全部因素。在不少城市，流通環節過於復雜，從菜地到消費者之間的渠道嚴重不暢，部分經營者壟斷市場、操縱價格，也是蔬菜及其他農產品價格走勢怪異的原因所在。曾有媒體報道，北京打掉一個橫行市場多年的菜霸，大蔥價格竟一度下降了一成多。從這個例子也不難看出，“最後一公裏”既有根本性的體制性因素，也包含了市場自身滋生的許多不確定因素。地方政府在調控蔬菜價格時，過去采用較多的是政策性工具，比如硬性要求批發市場降低進場費、攤位費，或對相關環節予以財政補貼等。這種做法的好處是見效快，幾乎有立竿見影的降價效果，但缺點是效果難以持續。市場稍有風吹草動，或政府的管控略有放松，菜價馬上就擡頭了。政策的頻繁收緊放松，讓蔬菜市場表現出某種調節功能紊亂的跡象，經營者缺乏長期預期，投機行為也更為活躍。從長遠看，要想穩定一個城市的蔬菜和農產品市場，就必須建立公益性的基礎流通設施，讓城市自發生成的批發市場逐步變為政府主導的非營利性機構。只有這樣，才能從根本上取締各種於法無據的進場費用，降低流通成本。但在這種理想的流通方式出現之前，地方政府應向各級批發市場引入外部監管機構。蔬菜和農產品批發市場與一般市場不同，它維系著一個城市的消費命脈，如果其經營管理完全按照內部規則進行，或者說，如果它完全按照資本的邏輯運行，就難免衍生出各種既不符合市場規律，也不符合法治原則的現象。比如說，進場費作為一種市場準入的收費，往往只在市場壟斷的情形下才會產生。目前普遍存在的進場費，事實上並不是正常現象，它的頑固存在正是市場本身不正常的一個反映。此外，如果批發市場的各個環節能始終置於嚴格的管理之下，也不可能出現橫行十年的菜霸。除了加大投入和嚴格管理之外，地方政府還應創新思路，利用社會資源和市場機制，設立更為簡化和便利的蔬菜銷售機制，如組建專業的蔬菜直銷網點，實現批發市場和零售終端的對接。在這方面，烏魯木齊有兩名“賣菜哥”做出了艱苦的努力，他們“從批發市場將菜直接拉到居民跟前”，這種做法就很值得借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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